中国不仅是一个陆地大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公里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
在山东省胶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这说明约在距今～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已经开始懂得利用海洋了。而明代洪永时期对海湾地区的开发，更是一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一、洪永时期渤海湾地区的海运
渤海湾为三面环陆的浅水海湾，海岸线绵长，优良港湾众多。自元政府定都大都后，直沽便成为古代重要港口，渤海湾便承担起繁忙的海运工作，其海运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虽早在洪武元年（），明太祖即畅行海运，调江南之粮支援北部军事战争。但其主要目的地还是辽东地区，并不直接经过渤海湾。
《明太祖实录》对洪武朝海运记载不少，其中仅有洪武六年（）甲戌，直接经过渤海湾。明代渤海湾地区的大规模海运自永乐始。永乐初年海运自永乐元年（）开始，至永乐十三年废止，共历时十三载。
永乐时期亦有两条运粮路线。一是河陆兼用，二是将存储于临清港内山东、河南的税粮运输至北京。但与海运不同的是，这两种运输方式皆用民运，其运输量也无法与官军执掌的海运相提并论。毫无疑问，对于当时的明政府而言，渤海湾地区的海运亦是重中之重。
永乐初年明政府一直采用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式运粮。直到永乐十三年（）大通河正式凿通后才被停废。
但永乐十三年五月明成祖废止海运，尽管河运因此占据了主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海运的完全终止。
河运与海运的抉择是困扰明代政府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隆庆时，就开始有大臣呼吁开海。后历朝争论不断，但直到明末，海运都未成为明代运粮的主要方式。
这与海运的高度危险性有关，“国初用遮洋船从直沽出转饷蓟州，时有漂没”，仅从直沽至蓟州这一小段距离都事故频发，更逞论是远洋航行。
但更大原因是受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型社会，民众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对浩渺无际的海洋充满了畏惧。除沿海渔民外，大多都愿意一辈子于土地求活，而不愿去面对海上的风浪，明政府不得不考虑民间的看法。
此外，至明中后期，漕运沿岸官吏习惯于对河运船只层层剥削，明政府难以强行改变，不得不去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去疏浚运河、保持河道通畅，给明政府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这也是明朝最终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渔盐业的管理
海运由来已久，人们也早就开始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而在当时，鱼盐业就占据了海洋资源开发最主要的部分。至明永乐时期，渤海湾沿岸的渔盐业已经相当发达，成为沿海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在很久之前就有了关于海洋渔业管理的记载，“禹定各路贡品，东海鱼须鱼目”，传说在夏代山东滨海已向统治者进贡海鱼。
周代设置渔官称之为水虞，“掌巡川泽之禁令”，负责渔税征收和水资源保护，真正开始对海洋渔业进行管理。其后汉代有“海租”，唐宋时开始对国内一些河流湖泊征收渔业税，但真正意义上对海洋渔业的制度化管理还是从明代的河泊所开始。
就渤海湾地区而言，在明中叶以前渔业整体上并不发达。但仍有济南府沾化县附近海域这一鱼产较丰富的渔场存在，在盐山县也设有河泊所，负责海洋渔业之税的征收。
另一方面，盐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居民也能无奈接受，因此带来的利益极大。
“中国盐法滥觞于管子”，春秋时期，管仲就将盐业产出收归国有，再加价卖给百姓，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百姓也不会有增税的烦恼。西汉政府对盐业实行彻底的垄断，汉武帝时在大司农下设盐铁丞，总理全国盐铁事务，并在各地方设盐铁官，负责盐铁的收购与行销。
历朝统治者主要通过控制海盐生产资料和控制制盐者等手段来管控海洋盐业生产，明朝统治者延续并发展了以上政策，对海盐控制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三、洪永时期经略渤海湾地区的影响
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经略，无论是维护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还是保证海运的正常进行，都需要加强海防建设。为此明政府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兴建海防营与海口营，在海上也派遣水师巡逻，兴建出了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维护了京畿地区的安全，巩固了北京城的政治地位。
南粮北运济北京、辽东、蓟州在整个明代历史上都占有一个重要的篇幅，终明一世，永乐年间开设的遮洋总除隆庆年间曾短暂废除外，其余时间基本一直存在，是明代漕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明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海防与海运的建设中，天津作为北京入海门户与漕运枢纽，借此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一过程即巩固了京师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沿岸城镇的发展。
永乐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极大巩固了北京作为明王朝政治中心的地位。首先以海运而言，海运行自元代，洪武时期亦用来供给北地军饷，三十年后废之，永乐复行。
在永乐初河运不通的情况下运输大量粮食供给北京，促进了北京城的快速建设，在明成祖对萧仪奏疏的批复中，“元人海运之制”亦是迁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海防建设，则直接巩固了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保证北京政治中心地位不受海上寇敌影响。仅以建都而言，无疑极大促进了渤海湾沿岸地区的发展。
同时，明政府对渤海湾沿岸的政治治理、海防建设、完善漕运等都极大巩固了北京这一政治中心的地位，对清代乃至于当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后者尤其是以天津为代表的一系列沿海城市。
天津是一座因漕运而发展起来的城市。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开通，在南运河（卫）与北运河（潞）的交汇处，现在天津市西南部的三岔河口地方，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被称为天津市的摇篮。
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水陆码头。金代三汊口已成为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政府在武清附近设立直沽寨。元代开通海运，延佑三年（）元政府在直沽设立海津镇。“津”是渡口的意思，海津即海运抵达之所。这也为天津后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语
不过，明初虽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但是在倭患解除后便很快废弛，并未能一以贯之。海运的废除更是给明政府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至明朝结束也未能解决。
此外，对海洋渔盐业管理也过于严苛，造成大量渔户和灶户的逃亡，给明王朝的统治也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从这一方面来说，明政府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政策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