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民国年间，“初中学生略习地理者，以昆仑，亦能就地图检取新疆、西藏间昆仑山脉以对，且谓全国诸山均发源昆仑，昆仑实为中国山祖云云。再考普通地理辞典及坊间地图，则作此论调者比比皆然。有谓昆仑分中东西三支，其山脉之所延绵，不但括尽全国诸山，且渡海而为舟山群岛，为台湾，为日本。有谓昆仑分阴山、北岭、南岭、句漏四大山脉，亦将全国名山，尽隶属于昆仑系统。是盖由于历古相传‘昆仑为地中央’，‘昆仑为山首’之神话而来，实为一种地理之迷信，不可不辩”。
诚如苏雪林先生揭示的那样，自民国时期迄今为止，各种关于“大风水”的民间版本，在中国社会始终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尽管它逐渐地已经不再是“主流”了，但其在各类“民科”（民间科学家）叙说中，往往因为传统“地理”（堪舆）和现代地理科学的概念混淆而显得尤其理直气壮。
虽然构成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诸如“阴阳”“气”“龙脉”等，均不能为现代自然科学所确证，但经由它们的组合所建构的“宇宙论”空间图式，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每每反映在中国城乡建筑的审美意识之中，并经常作为方向、节令、风向与星宿的象征主义，深度影响到文化空间的中国式建构，例如，对自然山水赋予人文色彩，以及赋予主从、尊卑、高低之类社会等级的价值等。
旅美韩国学者尹弘基也曾经论及东亚的风水地理对自然景观的理解，具有想象性（巫术性）、拟人性等特点。对于现代中国社会而言，风水学说及相关理念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象征主义或巫术性，毋宁说象征主义的风水足以具备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的资格，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对于风水的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信仰。
中国历史上确曾有过对于堪舆、风水之类理念的信仰。犹如《管子霸言》所谓：“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于是乎，历代英雄豪杰若取天地之形势，似乎就可以改朝换代。甚至王朝更迭、建都迁城、帝王陵寝等，通常都是要讲究山水的不同宗或不同脉，试图以新的所谓“龙脉”替代或压住前朝的“龙脉”；与此同时，历史上当然也不乏对那些基于其他“龙脉”而潜在崛起者的戒备和防范。例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就曾依据风水家的建议，着力建设明祖陵，并让御用文人大肆吹捧，从而强化自身作为统治者之合法性的神秘起源。
据《明实录》记载，崇祯皇帝曾针对明孝陵附近有人开窑取石，恐伤龙脉一事，召见大臣们，其旨意不外乎就是通过保护帝王家的“万年吉壤”和“龙脉”维持国运的昌隆。
当时的礼部侍郎蒋德璟亦曾论及明朝帝都、帝陵之与“三大干龙”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凤阳），结为凤泗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中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崇祯皇帝插话询问三大干龙是否都从昆仑山发脉而来，蒋德璟答曰：“诚如圣谕”。
君臣讨论一番，得出了“西山一带龙脉过处亦不宜开窑口”的结论。可见与“大风水”亦即大跨度的时空掌控有关的知识，曾经也是官方所高度看重、并且亦是朝廷高官之必备知识构成的一部分。
清朝的康熙皇帝曾发表过“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的论述。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水脉山源，泰岳诸山自长白山来”，在此次君臣对谈之后不久，康熙便公开了他的“泰山龙脉论”：
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土门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旁薄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城、髦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或以界海为疑。夫山势联属而喻之曰龙，以其形气无不到也。班固曰：形与气为首尾。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宋魏校《地理说》曰：傅乎江，放乎海。则长白山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体位证之.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卷二七）
当今有学者对康熙的持论有较高评价，认为它与其说是单纯的堪舆之说，不如说是充满智慧的*治论文，名为讲风水，实则讲“统战”。应该承认，康熙将长白山和泰山通过“龙脉”联系起来的思路，除了试图通过风水学说来为清*权的合法性提供论证之外，也确实蕴含着将满洲区域性文化融入以“龙脉”为线索的中华主体文化的意向。
朝鲜半岛早自唐代甚至更早，就与中国王朝在儒学和风水地理之学等方面实现了一体化。出身于新罗、曾入唐留过学的大儒、诗人崔致远的“题舆地图”诗句，颇为脍炙人口：“昆仑东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非常形象地突显出“昆仑”文化对半岛知识界的深度影响。据说为朝鲜半岛的风水地理学奠定基础、并被尊为国师的道诜，其实就是在秉承唐曾一行地理山水法的基础上，首次将整个半岛的山水形势均说成是由长白山（白头山）大脉分枝而来。
半岛后世的地理家们均接受此说.并进一步将源自白头山的风水分别与“三神山”相结合，例如，以金刚山为蓬莱，以智异山为方丈，以汉拿山为瀛洲等。由于历代朝鲜学者对中国以昆仑为“万山之祖”以及“河出昆仑”等风水理念非常熟悉.于是，就出现了以长白山为“东昆仑”的说法。
从李氏朝鲜时代所绘“中国图”与“天下图”等资料不难看出，“河出昆仑”、昆仑居天下之中、以长白山为“主山”等风水观念，在朝鲜半岛可谓深入人心.遂成定论。年，由金正浩完成的“大东舆地图”以及随后刊行的《山经表》，无一例外地都把半岛的风水龙脉追溯至白头山，称作“白头大干”，当然，其更为遥远的起源还是要溯及昆仑。
在日本殖民地统治的黑暗时代，风水学说亦曾构成半岛民众抵制外来统治的思想资源，例如.各地普遍流传的“日帝风水断脉传说”，指称日本殖民者为破坏朝鲜民族复兴的最后一丝希望.曾经充满恶意地在朝鲜半岛的“龙脉”上铸入铁柱，使之断裂等。此类“日帝风水断脉传说”，甚至在战后的民族复兴和殖民主义清算过程中，也构成了韩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类似的“断脉”风水故事更加盛产于中国。
由于风水在中国全土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环境和农耕文化的基础，虽然相关知识的详略不尽相同，程度有所差异，但其已经普及成为一般民众之生活常识乃至于“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从建造居室、坟墓的朝向等注意事项，到为聚落、村镇创造较好的、便于农耕发展、水源充足而又无水患的风水环境；从当地的风水掌故或人才传说，到“大风水”之与王朝兴衰的关系，风水不仅是风水家们以专家自居、擅长于故弄玄虚的领域，也总是不妨成为草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清末民初，建设近现代国家的铁道（京广线、陇海线）、道路、桥梁和诸多土木丁程，曾经常遭遇当地民众基于风水、龙脉之类理由的抵制与反对，这意味着当时对于风水的本质主义信仰乃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常态。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和破除迷信运动之后，如今国人对于风水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即便如此，每当涉及大跨度、超地域的国家巨型工程之际，例如，三峡大坝、南水北调、高铁和高速公路网建设等等，偶尔也还是会有来自风水、地气和龙脉之类理念的质疑或焦虑。
由此可知，曾经因为万里长城的修筑而得以突显的“地脉”观念，历经数千年，至今仍不绝如缕。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压缩了风水家们的活动空间，但风水依然顽强地存活在全国各地的乡野民间，不仅持续构成普通民众之生活文化的基层和深处的部分，同时，它还因为借助互联网的传播而风生水起。
在官方的、主流的、科学的地理学、历史学和全球化研究的学术领域之外，中国互联网上有关“大风水”的介绍、解说和重新诠释，仍然是分别沿着“风水地理学”“风水历史学”“风水天下论”的诸多方向，持续不断地处于建构之中。
此种“风水地理学”是把中国自然地理上的“昆仑山”（或帕米尔高原东部）视为世界的中心，进而从风水学之起祖发脉的观点岀发，把全世界的龙脉说成是均起于中国、兴于中国，可谓是一种风水的“中国中心主义”。其进一步还认为，几大龙脉在中国境内的分枝劈脉，孕育出各个级别的枝龙、支脉，从而对国内各省市或地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在王士性的“风水观”里，包括有“三龙”兴衰时间不一的看法，所谓“古今王气”，中龙先发，北龙次之，而“南龙向未发”，这种见解被解读为他在数百年前就明确地预言了广东发展的后来居上。
再比如，以北京为山龙聚首之地，山龙主贵贱，故北京呈现官贵之气；以上海为长江水龙吐气之地，水龙主财富，故上海呈现财富之气等等，类似说法可谓层出不穷。
所谓“风水历史学”则是以“龙脉”解释王朝更替，既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24个王朝，那么，中国至少就有24条“龙脉”，比如，说周朝的龙脉在岐山，秦朝的龙脉在咸阳，汉朝的龙脉在沛县，明朝的龙脉在凤阳，清朝的龙脉在东北（长白山），诸如此类。
至于那些经由“大风水”去纵论天下亦即全球形势，时不时也包括讨论一些既定国家之发展运道和趋势的尝试，亦可被视为是一种以中国风水最优越为前提的自我中心主义，虽然很少有人较真地对待之，但爱好者们却乐此不疲，甚或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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