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治疗白癜风哪家好 https://myyk.familydoctor.com.cn/2831/schedule_111467_1/五十三岁的母亲年纪并不大，本应在回到城市后享受自己的生活、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却遭天妒而撒手人寰。悲哉，我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痛哉，当我满怀疲惫、满身伤痕之时，可有温暖、宽大的怀抱让我扑入，让我哭泣、让我诉说。母亲、年轻的母亲悄悄的走了，
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张让我们回忆的全家福。每每夜半惊醒之时，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为什么在刚刚回城之时不和母亲、家人照一张全家福？
母亲走了，真的走了，二十多年了，但每每在暗黑的夜里醒来之后，感觉母亲没有走远，她老人家就在我的附近，一直望着我、看着我，她一直直都在，都在我的生活中、生命中！
明年，是母亲逝世三十周年，仅以此缅怀母亲，并告天下人：只有母爱才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孝敬父母，乃是为人之子的本份，更是自己的责任！
我的母亲是好人
文/丁进华
一
一九九0年深秋，五十三岁的母亲撇下我们兄妹几个，走了，去了她的天国。
母亲是山西人，出生于柳林县西王家沟公社西王家沟村。
母亲六岁时，父母先后离世，只留下了她和三岁的弟弟。那时候大约是一九四二或四三年，社会上没有什么生活保障体系，亲戚日子也过的异常艰难，便将母亲送给了距离西王家沟村几公里的车家沟村的一对农民夫妇，成了车家的女儿。
母亲的养父是一个盲人，养母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因一直未生育，才收养了母亲。给母亲起名叫车应莲。
在兄弟、兄妹几个人之中，我是让母亲最不省心的一个儿子。我个性强、做事直率，从不认输，且爱打抱不平，曾有一个时期沉溺于个人失去的感情而不能自拔，都是母亲把我从那个深深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三岁的舅父先被一户人家抱养。起先，这户人家对他不错，一年后，这户夫妇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便冷落了舅父。经常殴打他、不给他饭吃。
母亲得到消息后，跑到舅父生活的这户人家中，将自己的亲弟弟带到了临县的马家山村。这里，有他们的外婆。
她们的外公早已去世，外婆常年有病，日子过得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母亲将舅父安顿给外婆，让给找一个好人家，给人家为儿，逃一条活命。一个月后，舅父被另外一个村子的陈姓人家收养。起名陈茂琪。
母亲从六岁开始生活在车家，一直到上学、工作。
车家沟村是一个有近一千口人的大村子，村里有小煤窑。她的养父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二。我六岁随母亲走外婆家时，外公、外婆尚健在。
外公家老大当了红军，后职至营长，从队伍上退下来了。老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转业后在柳林县化肥厂当厂长到退休。老四到了部队后职至团政委，转业于陕西安康人民银行行长，直至退休。老五在部队上职至营教导员，遇部队号召回家乡、建设家乡，便回到了车家沟大队，带着老婆、孩子和部队奖的一只大绵羊回来了，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七十多岁卸任。老六和老七解放后都参加了工作，直到退休。
母亲说，虽然是养父母，但父母对她很好，还供她把小学上完了。给她找了一个在陕西延安工作的刘姓小伙子成了家。于是，她也到了延安生活。
到了延安后，正好遇上商业部门招工，她就被招到了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商业四门市当了售货员。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少、会打算盘、记帐的人更少，不久，她就成了这个门市的会计。再后来，她被提拔成了副经理兼会计。母亲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
母亲与她的第一个丈夫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男孩，丈夫便夜不归宿，撇下娘俩不管了。不久，俩人办了离婚手续。
不久，遇到了父亲，便走到了一起，第二次成家。当时，大哥只有一岁多点。
母亲常说，虽然父亲脾气不好，经常殴打她，但当时对大哥当成自己亲生的，没有看成是迁家儿，她很感激。
两年后，父亲、母亲有了属于他们自己共同的孩子，我二哥。三年后，在延安的西沟山上，生下了我。
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母亲的门市上一把卖价八毛钱的算盘丢了，有人举报说是母亲偷偷卖了，自己拿钱了。商业科（即现在的商业局或商务局）的人找母亲谈了很多次话，要她承认自己贪污了八毛钱。但母亲坚持自己的话，没有的事情，自己没有贪污。
当时正在运动中，县上催商业科，要在运动中抓出一、两个坏人来。商业科便将母亲这个副经理兼会计报了上去。很快，县上批复：开除。
就这样，母亲被开除了，失去了工作。随之，母亲和我们兄弟的户口被迁到了父亲的老家，陕西省宜川县集义镇曲里村。在我三岁时，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
父亲在延安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在老家生活。有诸多不便，生活上无法照顾家里，便通过朋友将我们的户口迁移到现在的河庄坪镇若寺湾村。
一九七二年春，我们来到了我的第二故乡若寺湾村，当时我虚岁八岁。
二
一九七二年，是大集体的时代，也是有人情温暖的时代。来到若寺湾村，一切都是生疏的、陌生的。
一辆手扶拖拉机拉着简单的行囊、拉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个，父亲骑着从单位借来自行车，经河庄坪，从解家沟村入沟，沿小河一路蜿蜒，来到了若寺湾村。
开手扶拖拉机的人姓任，叫任生富，数年后当了大队长、村支部书记，干了二十多年。
因为是新安的户口，在若寺湾村，没有我们的住处。当时村上的书记姓贾，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在前庄大队的十一孔窑洞里腾扫出一孔让我们一家人住。当天晩上就在任家吃了饭。
吃完饭，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新家，开始收拾东西，铺席、铺褥，整理家里。
其实，当时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只老式箱子之外，就是一家人简单的衣服，从城里带来的十几斤面、一袋玉米面、一点小米。大概够吃十来天。
新家是一孔丈窑（即窑洞净宽为一丈，合三米三三），深浅大约六米左右。靠窑掌是一盘通炕，有一根杨木或是柳木炕栏，没有油漆，被虫子蛀的斑驳零离的。进门左手是大队里留下的一张老式课桌，右手是窗户。窗户上的麻纸已经没有了。再往里走便是一盘土炕。带来的那只箱子便放在右手的地上。
一大排十一孔窑洞的院子里，还住着另外两户安户不久的人家，还有三位知识青年。两户新安户分别是景润月家和任学录家。知识青年有两个是北京的，一个叫蔡庶、一个叫魏杰军。另一个叫王延林，是延安商业系统的子弟。
当晚，父亲与村上干部、任叔们喝酒，母亲收拾完家里后，又与两个哥哥糊了窗户。
安排我们睡下后，母亲一直等到父亲喝完酒回来后，才入睡。第二天，村干部来到我家，叫上我父亲、母亲、大哥，还叫了两个社员，到大队的粮食仓库里给我们借了两石多各种粮食。而几户社员送来了一些洋芋、酸菜、红薯。
老段家的老三（现在是我的妹夫）来了后叫我们几个兄弟上山去砍柴。因为没有柴，无法做饭。我们几个便跟着一起上山去砍柴，砍了些虽然看着是湿的柴，但能烧的柴，背了回来。这样，我们的新家就立起来了。
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去城里上班去了。家里，母亲便带着我们一起生活。
大哥去了河庄坪乡上上初中，我跟二哥在村里的小学上学。
母亲被大队安排在大队的缝纫组和另外一个女社员踏缝纫机给社员们缝补衣裳，挣工分。
缝纫组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独占了一孔窑洞。院子里还有大队的幼儿园，社员所有的还不能上小学的孩子全都在这个园里，大概有三十几个。
母亲不仅和善，而且手也很巧。在困难的年代里，把野菜、粗粮做成了一种种美食，喂养着我们兄妹几个。
不长时间，母亲的善良、手巧便在周围村庄里传了开来。于是，遇到雨天、甚至正常上工的夜晚，村里、甚至村外的婆姨们到我家里来，让母亲给铰鞋样、裁衣服。母亲也是谁来都给做。
一九七四年，公社来人了，说不让社员住大队的窑，母亲便借了同村一户姓李的社员的窑洞，搬了过去。
这是一个一前一后有过洞的土窑洞，陕北叫过洞土窑，其实就是两孔窑洞一个门。后窑也有窗户。
在这两孔窑洞里，母亲生下了我的弟弟。弟弟比我小十岁。
三
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再加上一个小弟弟，家里的日子过的确实很艰难。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四十元，付过伙食款，再抽烟、喝酒、喝茶，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个钱。大哥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工分挣的低，二哥和我上初中，妹妹也上了学，母亲要照顾小弟弟，日子过得恓惶。
一个星期六，父亲坐着一部吉普车回来了。开车的是一个姓高的叔叔，是给地区农业局下面的一个什么推广站的站长开车的。在家里住了一晩上，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说日子太难过，把小弟弟送给高叔叔家养。高叔叔两口子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孩子，弟弟去了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受不了罪。母亲一听说要把小弟弟送人，便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和胆子，对父亲说：不行。我们可以少吃一点，放了学出去多拾些粪，交给大队换工分，不穿新衣服。但是要把弟弟送人，我就走出去，不回家了。母亲便搂着妹妹、弟弟，哭的更厉害了。
父亲有些恼了，狠狠地看着我。我知道，我又快挨打了。但我从小就是个倔脾气，宁可挨打，但绝不服输，而且跳皮、捣蛋、经常和村子里一般大小的孩子打架，也不怕挨打。
高叔叔看着这个场面，笑了笑说，哪就算了，我们再看看其他人家的孩子有没有送人的。当天，父亲就坐着高叔叔的车走了。
高叔叔走的时候，放下了十块钱，让我们买点黑市粮，补一补粮缺。父亲这一走，一个多月没有回来。
一九七六年夏天，雨格外的多，而且一下就是大雨、暴雨。许多土拍的梯田塄都塌了，许多路都塌了。
一天晩上，下着暴雨，母亲和我们早早就睡了。半夜时分，我们被母亲喊了起来。起来一看，家里炕上、地上全是水。仔细一看，盖投灶的小石板不见了，水从投灶里直往出冒。母亲抱着弟弟站在坑上，弟弟哭个不停。
我们起来后，让母亲到邻居家去躲一躲。几个人拿着镢头、铁锨，打上手电筒、提着马灯，淋着雨爬到脑畔上查看，才发现几天前修好的水路被山水冲坏了，土烟囱被山水冲烂了，便从烟囱中冲到了家里。
兄弟几个急忙重修水路，把水拨到了大水路里，在烟囱周围堆起了高高的土围子，才回到家里，点着油灯收拾家里。
母亲在邻居家里哄弟弟睡着后，让妹妹照看着，也回家收拾家里。天亮时，才把家里收拾干净。
也就是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相继去世。
四
一九七六年，是不安稳的一年。但这一年却意外地获得了粮食的大丰收。因为雨水多，滴籽成苗，于是，不管是山地还是梯田地、坝地，甚至当年掏出来的荒地，庄稼的长势都异常的好。
夏天，虽然山地麦子让山水冲了，但麦子个子高、麦穗长又饱实，获得了一个大丰收。
大队里收割了麦子，在场上打好后，便给社员们分了粮。社员们高高兴兴地从场上背回了分给自家的麦子。
分粮是按照人囗、工分两种比例计算分的。我家也分到了一石二斗多麦子。
兄弟几个把麦子从场上背回来，母亲便让我们去磨房加工了二斗麦子，准备好好吃一次。
若寺湾村当年在周围的村子、甚至全公社都是粮食多的村子，村上还放了五、六群羊，每群大概有一百多只，专门派几个社员放羊。这下，新麦子下来了，大队里一次就杀了十几只羊，按人口分给每家每户。我们家也分到七、八斤羊肉。
母亲便让去城里办事的村干部捎话给父亲，让他回来吃羊肉。
父亲骑自行车回来了，母亲便蒸了一大锅白面馍馍，做了羊肉，一起吃。
母亲从小吃素，从不动荤腥，便给自己炒了两个鸡蛋。我和二哥上初中时，没有去乡上的中学去上。在距离若寺湾村十里地的刘兴庄村，由若寺湾、贺团峪、崔家圪崂、杨老庄五个村子合办了一个戴帽初中。乡上派了一个叫解（hai）莲芳的公办女老师来当校长，杨老庄村派了知识青年刘丽萍、崔家圪崂派了知识青年袁晔、刘兴庄派了知识青年张大庆、贺团峪派了知识青年王延平、我们村派了本村从延安中学毕业的叶新明。这些人便成了我们的老师。
在这些老师中，王延平的文科学的很好，课也讲的好；刘丽萍的父亲是延大的教授，数学讲的也很好；袁晔是讲物理、化学的；张大庆教体育；叶新明教政治和其它。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由于学校老师闹派性，一部分学生便在个别教师的唆使下斗争老师、开会斗争。
刘丽萍是第一个被斗的，接着便是王延平、袁晔。这样，学校便无法正常上课。
王延平和在若寺湾村下乡的王延林是伯叔兄弟，就是堂兄弟。而王老师那里有许多书，比如巜红岩》、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巜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等。我便到他那里借书看。
王延平老师很热情，不但借书给我看，等我看完还书时，还问我看完后有什么收获，又让我写下来，给我指导。
后来我能写出文章来，与这个时期读了好多书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回家后，把学校的情况学给母亲听。母亲告诉我们：“不管人家咋介斗，你们不要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后来，小弟弟也上了村里的幼儿园，母亲便又开始劳动，这个时候，大队的缝纫组只留了两个妇女，母亲便与其他社员一起上山劳动。
一九七八年，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几孔土窑洞。这时候，任生富已经当了村支部书记，便批准我家在村后湾子的一道小弯坡上打窑。
这年，我家打了两孔土窑洞，打好之后，便搬入自己家的窑洞里。
次年，大哥结婚，分家立户，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二哥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回大队劳动。先是在大队林业组，后来又被安排去放羊。
我考上了高中，去城里第二中学上高中，住在父亲的宿舍里。
妹妹在乡上上了初中，次年，转入第二中学上学。
日子好过了，父亲的工资也调到了四十八块多；家里二哥、母亲两个人劳动，挣的工分也多了，到了年底，还能从大队里领几十块分红钱。
这个时候，母亲兼了大队的接生员，每年乡上几十块钱、大队又点工分。再加上母亲手巧，给村里的人裁衣服，村里拿的情意，比和挂面、鸡蛋、山里的水果，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家庭要稍微好一些。
母亲不但饭做的好，家里更是收拾的干干净净。
那个时候干部下乡是吃大队派饭的。干部吃一天饭，要给社员交五毛钱二两粮票，到年底，大队再按照干部吃一天饭补二斤粮，一斤麦子一斤玉米或谷子。
公社的干部、还有驻队的干部觉得我家收拾的干净、饭又好吃，便与大队干部商量，要一直在我家吃饭。大队干部考虑后决定：驻队的派饭，公社下来干部在我家吃。
这样，使我们认识了不少的公社干部，包括公社的主任和书记。
而母亲的手巧、善良、能干、干净便在整个公社传了开来。以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将公社更名为乡政府后，在若寺湾村驻村干部任宏亮便一直吃住在我家。母亲由于善良，使自己受了很多委屈。
一九八O年，我在城里上学，（星期六下午学校是放假的，让学生回家），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村里时，一个一起耍大的告诉我：母亲昨天让嫂子打了。
回到家里，母亲正坐在板凳上纳鞋底。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因为她在柴垛窝子里收了一个鸡蛋，嫂子骂她说是收了嫂子家的，她拿鸡蛋给嫂子，嫂子便打了她。
母亲说：也没有打疼、没有打伤。让我不要管。太阳快落山时，嫂子回来了。我拦住问是怎么回事。不料竟开口骂我，还叫着母亲的名字骂母亲。我便怒火攻心，三下五除二打了她一顿。
入夜，二哥放羊回来的晚。吃完饭后，母亲在灯下纳鞋底，弟弟在炕桌上写字，大哥进门质问我为什么打他老婆。我说咱兄弟俩到外面说走。俩人到院子中，我便开打，将他打到服帖。
我说：“媳妇不孝是儿的过！你要是能管住你老婆，她咋敢骂咱妈、打咱妈？你不管你老婆、管不住你老婆，我替你管！再让我听见说你老婆骂咱妈，我就把她打成半瘪子”！
不久，大概是第二年，哥、嫂在村子前面打了一孔窑洞，搬了过去。而院中的这一孔窑洞因为分给了他，便空锁着。
那天打了那两口子后回到窑洞里看见母亲一直在哭。我给母亲说，你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我们没本事让你吃好的穿好的，但我有本事不让你受外人欺负。
因为我性格豪爽，在城里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关系处的好，他们都是当官的子弟，家庭条件好，跟着几个会武术、有功夫的师傅学武术，我便也抽空去学一些，再加上常常陪他们练，多少也学了几招，跟一般人打架根本不在话下。一九八一年，分了田单干了。
我们家分了好好坏坏七十来亩地。母亲和二哥便辛辛苦苦做务自己家的地。
这年，我高中毕业，虚岁十七岁。
五
八一年我高中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便回到若寺湾村的家中，跟母亲、哥哥一起上山受苦。这个时候村里已经落实了责任制，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自家种自家的地了。我家里有一、二、三类土地共六十多亩，人口多的家户分到了一头毛驴或者一头牛，我家和另外一家共分了一头生牛，就是母牛。这头牛很瘦，个头也小，拉不动犁，耕不成地。母亲便和那家商量，那家出三十块钱给我们，牛就归了人家了。
这一年的庄稼收成好，坝地里的玉米杆子长的像娃娃的胳膊把子一样粗，一株杆子上挂两个玉米棒子，粗壮饱实；山里的谷子长了一人高，有一种叫狼尾（丫丨）巴的谷子长的比人都高，谷穗子又长又粗；糜子一扑哄一扑哄的，穗子又大又长；最远的地里种的是豆子。那时候若寺湾的人不太种黑豆，产量低，都种黄豆，产量高，也有种绿滚滚豆的，产量也高。
刚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正是锄二遍地的时候，我便每天早上起的早早的，把水缸的水担满，然后挠上锄就上山去锄地去了。早上的饭是母亲用送饭罐子给我往山上送的。常常送的是两个玉米面馍馍、一罐子小米米汤，罐子上面还有一个不大大的碟子或者洋瓷碗（搪瓷），里面放着自家坡坬园子里的青柿子和辣子拌的小菜。
吃完母亲送来的早饭，抽一棒用旱烟叶子卷成的烟，我又开始锄地。
母亲也开始锄地。我一直劝母亲，让她回去，中午把饭送来就行了，我一个人锄就能行，能锄完，但母亲坚持要一起锄。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什么农活都会干，锄地锄的不光快，还锄的好，就连最难锄的头茬谷子、头茬糜子，都锄的好，打粮时的扬场、掠场都会干。
眨眼就到了秋天，开始收割庄稼。农村有一句俗话说：收割没大小，一人一镰刀。说的是大人娃娃、婆姨女子都会用镰刀收割庄稼。
我在城里上学、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和哥哥在自家的地里种庄稼，什么都种，夏天收割了小麦，在小麦地里又种上了荞麦，十几亩地的荞麦花开的粉嘟嘟的，十多天后，花便谢了，都结上了荞麦籽，三楞楞，先是粉的，再后来就变成了黑的，霜一杀，就熟了。在候家沟崾岘山上收荞麦的时候，正是征兵的时候，我也报了名，参加了体检。快到晌午的时候，村干部站在对面山上呐喊，让我们往回走，说是征兵的和乡上的书记来了，要和我说事情。我和母亲、哥哥便赶紧拢好了荞麦，往回赶。
到了我们家院子，见乡上的书记李宗印和一个穿军装的四十几岁的人还有村上的任书记在硷畔上站着。赶紧开了门，让他们进窑洞里坐，母亲生了火烧了水，给他们一人泡了一杯茶水，我从柜子里拿出来自己舍不得抽的两毛四分钱的延安烟给他们发了，把火给点上。
李宗印书记说，这个是来接兵的营长，他们那里缺一个写材料的人，给我说了，我就引来让看一下你写的东西，看人家能看下不，看下了就接你当兵去。
我赶忙从自己锁的一个白板没有油漆的小箱箱里拿出自己写下的一沓子东西，递给那个营长让他看。那个营长接过去看了几页，说：
“你这个碎娃写的还好哩，字写的也好哩！你想不想跟我去当兵”？我说我想当兵，想离开这个山沟沟。
营长说：“那就能行，你跟我到汉中，给我当文书，我给你提干，把你碎娃留在部队”！
母亲这个时候已经和好了白面，做好了鸡蛋汤，又到坡坬上的菜园子里摘了辣子、柿子和鸡蛋炒了一小盆子，端到小饭桌上，让我和李宗印书记、营长、村上的任书记一起吃。
本来，这当兵的事情已经说好了，没想到父亲回来后反对我去当兵，又跑到武装部去找了人家领导、找了营长，闹了一场，这当兵的事情就黄了。
为了这个事情，母亲哭了几个晚上，我劝母亲说：不当兵咱一样也能把日子过好。
八二年夏天，离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了，我正在土公路边上的地里干活，同学苗文学、白勇骑着自行车来了。到了家里吃了饭，他们说让我去延安中学补习，参加高考。我说我不了，就在乡里种地受苦呀。他们就和母亲说，说我学的比他们好，补习上一段时间，肯定能考上。母亲就劝我到延安中学去补习，我不答应，母亲便哭了。我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和两个同学来到了延安中学，见了教导处主任高世浩，把头一年参加高考的分数单子给了，高主任就叫来了补习班的班主任张午阳老师，让引上我到班里上课。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父亲住的地方，说了我在延安中学补习的事情，父亲说，他只管我吃饭、晚上回来住，学费他不管。
这年高考的时候，我以零点五分之差再次落榜。
回到家里，母亲坚持让我再去补习，考大学，与父亲商量，去城里延安师范找了父亲最怕的刘言校长说，最后，父亲同意我再补习一年，让我自己联系学校。
开学的时候，我去了母校二中，开始再次补习。母亲在若寺湾和哥哥辛苦的种着地、受着苦。
六
八二年秋天开学后我去了二中补习，遇到了在二中应届、延安中学一起补习的一个女同学，她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我们一起坠入了爱河。
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封建，除了互相看一眼、挤个眼、一起学习之外，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更不敢拉个手、亲个口或者其他什么的小动作了。因为我家里穷，和父亲的关系一度处的有点紧张，又在城里，不能抽旱烟了，她便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那时候最便宜的晨鹤牌香烟，一盒九分钱，买条还能便宜一点点。
后来，有一个同学在延安卷烟厂工作了，在车间里当工人，叫李天佑，用提水的大铝壶从车间里把成型但没有装盒、包装的烟装进壶里，悄悄带到宿舍藏好，到了星期六让我去拿，用书包装半书包回来，藏好，一天拿十几根去抽。
八三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母亲和哥哥依然每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辛勤的劳动着，收获着自己的辛勤、自己的苦难和自己平淡的幸福。
每个星期五，我都骑着自行车回若寺湾的家里，星期六、星期天和母亲、哥哥上山干两天的活，然后在星期一早上五点起床，洗一把脸，把玉米面、荞麦面、小米、黄米、洋芋、白菜、豆角乱七八糟的吃食绑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摸着黑，在山沟沟里的土路上骑行，要赶在八点到学校去上课、学习，中午放学后再骑自行车回父亲住的家里，把吃食放在家中。
父亲一直不会做饭，从上高中开始，我就一直给父亲、在城里上学的妹妹做饭。
每个星期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做一顿白面面条吃，尽管我走了之后她和哥哥根本不吃白面，要留下来给客人吃、给过年时回来的父亲吃。每次吃白面面条时母亲都让我先吃，是捞面，等我和哥哥吃饱了，她才吃，是菜和面和在一起的和面。
母亲曾在这样的商场工作过
八三年高考结束后，我当天骑着自行车回了家。这一年，我以二点五分之差，再次落榜。
我留在了农村，与母亲、哥哥一起上山劳动，做务庄稼、收获果实。
将近年关时，我收到了女朋友寄来的一封信，说她在油矿上上班了，我是农村的，不合适，让我在农村找一个女的结婚过日子。
我把信连同信封撕成碎片片，站在脑畔上的一个高岇子上，把那些碎纸片片抛在了寒冬里凛冽的风中。
我没有哭、没有掉眼泪，因为，这个结局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我考上大学了，她必然是我囊中之物；落榜了，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她变成了两个天地的人，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
我在暗黑的夜里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母亲则是小心翼翼地劝我，想开些。
我每天早早起床，把家里的两条水缸担满，叫上哥哥，天不亮就往山上走，到山里自家的地里去干活，我成了这个家的掌柜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我来决定、我来安排。
最远的地是候家沟崾岘，离我们家有八里路，地里的黄豆疯了一样地长，豆蔓子拉起来都快有我高了。早晨的山里有些冷，光着手拔豆子手还有些冻，但那时候的人舍不得买手套戴上拔，一只手套用不了一个小时就烂的用不成了。
我发着狠、弯着腰舍命的拔，不一会儿，手也不冻了，浑身冒出了热汗。身后的坬上，是我和哥哥拔的放在地上一掐一掐（农民说掐，就是一胳膊能搂住的那么多，一个身体好的人最多能背十二掐）的豆子。
九点多，日头已经悬挂在了东边的天上，母亲担着两罐子饭从山坡的当腰的小路上越走越近了。我和哥哥在底坬上往上走，在地上头头处等母亲。
吃完母亲送来的饭、喝上两口母亲拿来的水壶中的水，卷上一棒旱烟美美的抽上一棒，再开始拔豆子。
母亲把饭罐子收拾好，也要一起拔，被我挡住了，让她回去歇歇，中午再把饭送来。
中午吃过饭后，我让母亲回去，她说什么也不回去，和我们一起拔开了豆子，天快黑的时候，十几亩豆子拔完了，母亲担了空了的饭罐子先回家，我和哥哥用大绳整的背豆子，把一坬豆子全部背到附近的场上（碾打粮食用的场地）。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天边的星星已经稀落。
暗黑的夜里，我们走上自家的硷畔才看到，瘦小赢弱的母亲正站在硷畔上往下看，看她的儿子们快回来了没有。
这一年，我家收获了三十二石五谷杂粮、十六麻袋洋芋、二十担红薯、三麻袋黄萝卜、七架子车白菜，母亲捎带的喂了两头猪，过年的时候都杀了，卖了许多，我做主留下了四十几斤猪肉、两头猪的头蹄下水、猪油，肥肥的过了一个肥年。
到了冬天，庄稼都收回来了，但装粮食的囤子却不够用，要编一些装粮食的囤子，就要用山榆条或者柠条，山里的山榆条都被砍柴的砍光了，只能砍些柠条来编，但村里的一百多亩柠条没有分，还是村里的，要砍就要跟村上的书记、村长往好说。
我从箱子里拿了一盒两毛四分钱的延安烟，到了村上任书记家里，正好村长也在，给书记和村长一人发了一根烟，就把我想砍一点柠条编囤子的事情给说了一下。任书记说：“咋就让娃娃砍磕嘛，只要娃娃们好好过光景，往前拾砍，咱们该就要支持娃娃们了嘛”！
村长也说：“咋砍磕，多砍上点，有人问起了就说书记和我让砍的”！
第二天，我一个人去不远处的柠条地里砍了十背柠条、分了两天背回来，和哥哥一起编了几个装粮食的大大小小的囤子，又编了几对担的筐子。
母亲说，能不能编上两个放馍馍的筛筛，我说能行。用柠条编放馍馍的筛筛要先把柠条放在锅里煮一下，再把皮刮了，趁着柠条潮潮的编好，凉干就好了，不煮，就有味道。
我和哥哥一起给家里编了两个放馍馍的筛筛，家里来了村子上串的人，母亲就要拿出来给人家夸一回、能一回。结果，其他人就叫我们去给他们编，后来，给村子里许多人家都编了。
离过年只有五、六天的时候，父亲和妹妹从城里回来了。两手空空，既没有钱，也没有拿回来什么东西。
晚上，母亲跟我说：“你爸爸回来了，你明天到供销社磕看的买上些东西回来，咱们好过年”！
第二天我拿了钱到河庄坪乡供销社，买了两壶子十斤装的散酒，买了四条子两毛四分钱的延安烟，买了两瓶北京啤酒，又买了一些水果糖、鞭炮，最后买了三十张红纸和两大瓶子墨汁，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我把三条烟给了父亲，又给了五十块钱，让他没事的时候跟村上关系好的去打百分（一种扑克牌的玩法），从壶子里把酒灌到二十个玻璃空酒瓶里，用橡皮塞盖住放在家里，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父亲天天吃过饭后便拿上两盒烟去村里找人打百分、喝酒，母亲便忙着和哥哥、妹妹做年茶饭，泡米、炸糕、炸油馍馍、炸丸子、做豆腐、蒸馍馍、洗衣裳、打扫窑，我和往年一样，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院子里能晒上太阳的地方或者在窑里的地上，裁好红纸、摆上毛笔、墨汁，给村里的人写对子（对联），年幼的弟弟就和村子里与他一样大小的娃娃们耍去了。
每天，母亲都要忙到半夜，我醒来的时候，还听见母亲在干活的响动声和父亲打鼾的声音。
七
八四年春节刚刚过完，好像是正月二十一，刚刚走了不几天的父亲在晚上坐一台大拖拉机回来了，说是在地区建筑设计室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当通讯员，一个月工资大概是不到五十块钱。我在脑子里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大概就是不到六百块钱，我不想去。
在农村种地，我多种黄豆，一斤卖五毛钱，种四十亩，一年下来能卖几千块钱，除去化肥也比在城里挣的多，再加上种其它的粮食，还有一片不到一亩的苹果园子，一年只要好好做务，攒两千块钱没有问题。再说，我已经和同村的好朋友段三在去年秋季给一块只有三分地但湿的不能种的坝地里插上了五千多杨树苗子，都活了，过上两年也能卖钱；还准备在另一块地里栽苹果树，等苹果树大了，日子肯定会过好的。
母亲让我去城里上班，我不去，母亲一边哭一边说：
“好娃娃了你上班磕，看能不能转正了，也不枉你念了一回书，书念的那么好！盛在乡里，你娃娃就肯定让埋没了”！
我同意去城里上班了，母亲露出了笑容，父亲也展开了紧锁着的眉头。
第二天天不亮，我和父亲坐上大拖拉机从若寺湾出发，来到了市里的王家坪大桥，下了拖拉机，走过街道，坐了公交车去了位于市区南关、地委、行署对面的设计室，当了一个通讯员。
通讯员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给室里的书记（兼着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是副县团级干部）、主任（兼总工程师，也是一个副县团级干部）打扫办公室、从地委供开水的地方给这两个办公室各打两暖壶开水、把楼道打扫干净、用拖把拖干净、每月或者开会之前打扫会议室，在通讯员办公室里接电话，是谁的电话叫谁接。另外就是给两个领导家里换煤气。
后来，让我在楼梯口摆了一张桌子，做来客登记。当时设计室分来了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定边杨井人，叫郝生富，一个是程世武。
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真学下了知识的，都有真本事。郝生富后来当了设计院的院长，又当了规划局的领导；程世武后来当了包工头，挣了不少钱。
在设计室上班的时候，我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在地委灶上买饭票吃饭，一个月要吃十一、二块钱，抽烟五、六块钱，剩下的钱都拿回去给了母亲。母亲每次都不愿意要，说我在外头上班，该花的要花，把头溜哒好看过两年能不能转正了。但每次我都将钱硬给了他。
再后来，我和郝生富、程世武关系处得很好，人家给他们送的好烟抽不完就拿给我抽，我基本上不买烟抽了，而且抽的都是好烟。那时候经常有单位请他们吃饭，他们走的时候就把我也捎带拉上，去了美美的吃一顿。
郝生富是个才子，不光对设计精通，文章也写得好，还有一笔漂亮、很有功底的钢笔字，毛笔书法造诣也很高，比现在的那些所谓的书法家的字要好得多了。他常常鼓励我，让我好好写，一定要写出个名堂。可惜，我不是可造之才，辜负了他的期望。
在设计室当通讯员的时候，每个星期六我都在下午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去，星期天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再骑着自行车回到城里，开始打扫卫生，干自己的活。每次回去和母亲、哥哥一起干活，母亲总是说让我歇着，小心把衣裳弄脏了，到了城里人家会笑话的。每次我离开的时候，都看见母亲站在硷畔上望着我渐行渐远。
年底的时候，我被设计室的主任叫到办公室，说我不适合干通讯员这个工作，让我去财务上把工资领了，回家去。我去财务上把工资一领，和郝生富、程世武做了告别，他们送了我一块当时很体面的毛巾被，去父亲住的地方住了一晚，给父亲说了一下，第二天骑了自家的自行车便回了若寺湾，带回来的除了我攒下的一百几十块钱外，都是一些书籍和我写下的一些文稿。
晚上，坐在炕上的母亲无声的流泪，很久很久。
我告诉母亲，咱不当那个侍候人的临时工也好着呢，咱就回来种地，明年给哥哥说上一个婆姨，后年，我给你引回来一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母亲破涕而笑。
这一年，段三去部队当了兵，当了十三年，后来，成了我的妹夫。
八五年开春，我在老家宜川集义曲里刚刚给三爸的儿子办完婚事，就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说家里有急事，让我赶紧回来。回到父亲的住处才知道，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非要我回村里当老师不行，村里的几十个娃娃没有人教。我原本打算拒绝，但看到父亲可怜的眼神，只好答应了。
次日，我走马上任，在若寺湾村办小学当了一个民办老师，一个月领四十二块钱工资，村里给学校划了三十亩坡地，让家长帮忙耕种。
回到了村里，我安下心来过农村的日子。帮母亲种地、锄地、收割，在小学校里教四十来个娃娃念书，所有的课程都是我来讲、所有的作业都是我来批改。
这个时候从城里传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一个晚上，母亲说：“你给我写个材料，看能不能平反了，要是平反了，咱们就都能回城里了”！母亲这才第一次给我们讲述她的过去。
母亲原来是县上商业局二门市的会计，后来又当了副经理兼会计，一把八毛钱的算盘找不见了，有人诬陷是她卖了这把算盘自己把钱拿走了。正好遇上了运动，母亲就被打倒了，谴反到宜川父亲的老家，由于两地生活不方便照顾，父亲通过人把我们的户口安在了若寺湾村，七二年春天，我们走进了若寺湾这个山村，成了若寺湾人。
我写好了材料，母亲利用农闲时到城里递了材料，找了当年的同事当证人，写证明，再给人家递上去。人家说：“就是把你冤枉了，你谴反以后盘库时这把算盘找见了。可现在平反的都是大领导的案子，你的一下顾不上，你回去慢慢等着吧”！
管平反的这个人是母亲当副经理时的一个学徒娃娃，也认得母亲，却连一杯水也没有给喝，几句话就把她给打发了。
回到家里后母亲流着泪跟我说了她在管平反的机关的遭遇，我安慰她，咱慢慢等着，总有平反的那一天。
八
农村当农民的日子总是那么很辛苦，母亲到处给人安顿，遇到合适的女女就给哥哥介绍，白天、晚上为哥哥的婚事操心。后来，村上的任书记到家里来了，说他老丈人家村子里面有一个姓常的人家有一个女子，还没有对象，没有问出咯，让哥哥明天跟他去看婆姨。
哥哥那时候年龄也不小了，我看见他的脸上现出了兴奋的光芒。母亲赶紧烧火，炒了一盘子鸡蛋、一盘子洋芋丝，我拿出了一瓶子蔡山老窖酒，和哥哥一起陪任书记喝酒。
第二天天还不亮，母亲就起了床，从柜子里寻出一套干净的、新的衣裳，放在哥哥的身边让他穿着去看婆姨，又拿了些钱给了哥哥，安顿他在路上买上些东西给女方家里拿上，叫哥哥去了一定要少说话，看任书记的眼色。
我从放酒的地方拿出来两瓶酒、几盒烟放在锅台上，母亲让哥哥把烟装在衣裳兜兜里，把两瓶酒用红绳绳拴在一起，装进手提包里让我哥拿上。
弟弟起来后脸也没洗，就跑到前村头去叫任书记来我家吃饭了。天亮了不久，任书记和哥哥吃了饭后，推着自行车从坡坬上往下走，去看婆姨，母亲站在硷畔上一直看着他们骑上自行车走远，看不见了，才回到窑里。
在窑里，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念叨：不晓得看成看不成呀……
母亲除了哥哥和我的婚事之外，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反回城里，在城里不知道跑了多少回，去了管平反的地方，见了人给人家说好话，流着泪水给人家诉说自己的不幸，但平反的事情却一直没有进展。慢慢地，母亲不再提起平反回城里的事情了。
哥哥跟着任书记看完婆姨回来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消息，面色越来越沉重，母亲也整天愁眉苦脸的，话也少了许多。
大概过了两个月的时候，天刚刚黑，母亲正在做饭，我在备课，听见院子里有我家喂的大黄狗咬的声音，我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见任书记站在硷畔上，赶紧喊住了狗，把任书记接回了窑里，让任书记坐在了炕上。
任书记说：“老丁婆，这下你要给我做一双鞋（hai）了，要给我吃一颗猪脑了”！
母亲一边做饭一边说：“他叔叔，没问题！你给我小子操心跑腿、磨嘴皮子说婆姨，我们肯定要好好相谢你哩”！
原来，女方家里同意了这门亲事，第二天人家来看家，看完就要订婚了。
母亲爬满岁月艰辛痕迹的脸上立马绽开了笑容，哥哥脸上的沉重也不见了，笑出了声。
第二天看完家后，女方满意了，在家里住了一夜，吃完饭就回去了。不久，就去女方家里订了婚。
哥哥订婚了，但却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家里的窑不够住，我们一直都和母亲住在一孔窑洞里。
母亲一愁莫展，问我咋办。我便哥哥一商量，在现有的窑洞的侧面，打了一孔窑洞，裹泥了，盘了炕、做了门窗、锅台，又做了两个箱柜，为哥哥的结婚做准备。眼看结婚的日子到了，女方家里提出让买一辆自行车的要求，父亲不答应，还打了哥哥，哥哥脾气倔，说他退婚呀，不结这个婚了。母亲哭的稀里哗啦的，又不敢和父亲说什么。我说：“这个自行车我答应了，你们谁都不要管了”！
父亲说，反正他不答应，他没钱，谁答应的谁想办法弄钱磕，完了他也不还。我说，不用你们还，我答应的事情我想办法，欠下钱我自己还。这样，父亲才不骂了，哥哥也答应不退婚了，母亲哭着说：“你们一个一个就把我三小子往死逼呀？”
我给母亲说，我早有办法了，欠不下饥荒。过了两天乡上开教育工作会，我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又拿了一百五十块钱的奖，揣着二百多块钱，又在信用社用存折取了二百块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给二哥了一百八十块钱让他到城里买自行车。二哥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的，一百八十块钱，骑上就回来了。冬天，迎娶了哥哥的婆姨我的嫂子。他们就住在新打的窑洞里。母亲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
正月，哥哥不想和我们一起过了，早上不起来，什么都不做，父亲生气打了哥哥一顿。母亲哭成了泪人。
我决定把哥哥、嫂子分出去，另家，各过各的。第二天，我做主把粮食、农具等都分开，哥哥把粮食搬到了自己的窑里，又给哥嫂分了几十块钱，一家人就成了两家人。
一次，我进了城，路过检察院的楼，便停下来锁了自行车，上楼去找在这里当一把手的一个亲戚，和父亲是表兄弟，父亲比他大，我们叫他魏叔。在魏叔的办公室里我把母亲平反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也说了母亲这几年的心情，魏叔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让我去找一下商业局的领导。
第二天，我去了商业局，见到了局里的一把手，说了我来的原因，这个局长说：“噢，夜天魏检察长给我在电话里说了，我今天已经给管事的人安顿了，让他们先调查这个事情，你放放心心的回咯等吧”！
这时候的我已经成了大龄青年，母亲并不知道她的案子到底能不能平反，天天催着让我找个对象结婚，一天不说一次就好像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一样似的。可我的想法却是等到回了城之后再问个婆姨结婚成家。
不久，段三从部队回来探亲，到我家里坐，给我说了一个他的秘密，他看上我的妹妹了。
他从十来岁和我一起长大，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但我不知道在城里学裁缝的妹妹是什么想法，会不会看不上这个家有四男三女、贫穷的家庭和这个在部队里当兵的人。
我让弟弟骑自行车去城里把妹妹叫了回来。晚上坐在炕上，当着母亲和弟弟、哥哥、嫂子，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母亲和哥哥、嫂子表示同意，妹妹犹豫了一下，说她明天和段三见个面，啦啦话，再给我回话。
第二天晚上，妹妹告诉我：能行，但她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娘家给自己陪一个洗衣机。我答应了。
星期六晚上，父亲回来了，我把老段家想和咱家做亲戚的事情给说了，父亲的脸色很难看，我看得出来父亲不愿意，嫌老段家娃娃多，光景过的恓惶，怕自己的宝贝女子嫁过去受苦、受穷。
但妹妹一口就说，她就要跟段三了，父亲的脸色铁青铁青的，但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我抽了个空把段三叫到学校，让他请上一个媒人，今天晚上就到我家提亲，他说怕不行，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弄。晚上，村里的老尚和段三的老子、段三进了我家的窑里，我家的狗也没有咬一声。坐到炕上，老尚就开口提亲。
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知道是我这样安排的，其他人根本不敢。
母亲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偷偷地笑了一下，赶紧去弄菜去了。
父亲抽了一口烟说：“只要两个娃娃愿意，我就同意”。然后一边使眼色一边问我妹妹：
“你愿意不”？
妹妹说她愿意。父亲从炕上下来，说他要去个厕所，我跟了出去。父亲对我说，你们都愿意，我也挡不住也不挡了，但彩礼要由他要。我说能行，但不能太过份。
回到窑里，父亲说他愿意，只是他刚刚给儿结了个婚，自己就这一个女子，要八百八十块钱的彩礼。
老段一口就应承了。当时农村的彩礼一般都是四百八十块钱和六百八十块钱，八百八十块钱就算是高了。
然后又给父亲、母亲、嫂子、弟弟要了一人一件的衣裳，给我要一件衣裳，我不要，哥哥的也就没有要。
基本上大事都定下来了，妹妹说她要娘家给陪一个洗衣机。父亲不答应，妹妹哭了，母亲也哭了。我说，我是掌柜的，我答应了。父亲对我说：彩礼的钱都他花呀，我答应了，让我自己想办法，他不管。我就说，不用你管。
父亲的脸色好看了，母亲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妹妹结婚的时候，我用自己在山里刨甘草秧（一种中药材）卖了后积攒下来的钱为她买了一个单缸洗衣机，又从城里叫了当厨师的李小明、兰兰到若寺湾的家里做了酒席，风风光光的把妹妹出嫁了。
九
富人有富人的忧愁，穷人有穷人的快乐；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愁肠，农村人有农村人的欢乐。
哥哥结婚后第二年便生下了一个闺女，小家伙肉墩墩的，眼睛很大、很黑，眼睫毛很长，看着我们逗她，眼睛滴溜溜的转。母亲高兴的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小家伙玩，亲的不得了，忙的时候顾不上，就让我抱着、引着。家里有一台我从一个亲戚家买来的二手收录机，台式的，很大，填进去磁带按下按钮便唱开了，都是些西北风系列的歌曲，什么巜黄土高坡》呀的，还有刘欢唱的《好汉歌》，二十几盘磁带。我一边抱着小家伙，一边放开听歌。
时间一长，小家伙就要听歌，不放歌就哭的不行，一放歌就不哭了，瞪着黑溜溜的大眼睛看收录机上忽闪忽闪的灯光，可爱的很。孙女，带给母亲说不尽的欢乐。
母亲是山西人，喜欢听晋剧，按母亲的话说就是山西梆子。我在城里办事的时候就到卖磁带的门市里去给母亲买了几盘，是她最喜欢的《铡美案》。母亲最喜欢的是其中的韩奇杀庙，收录机里唱着，母亲也唱着，不乱节奏。
妹妹也出嫁了，一年后也生了一个女儿，母亲便去侍候妹妹坐月子。
这个时候，母亲又天天为我的婚事急燥，逢人就安顿让给我说个婆姨，也不管人多人少，有时候弄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
冯庄上坪村有一个巫神，常常到若寺湾来跳神，给人看病，他的亲哥哥、亲兄弟都是我们村的，他是小时候不好养给人家抚养出去的。平时到了村里常常到学校来转转，和我啦啦话。一次来了，他直接到了我家里，给母亲说他们庄里薛家有一个女子二十了，还没有问出磕，要给我说这一门亲事。
丁进华一家四口在延安
母亲一听就高兴的不得了，赶忙打鸡蛋炒菜，寻出一瓶子烧酒给他倒上让喝，拿出藏着的延安烟让他抽，我也只好陪着他。
第二天，母亲非让我跟着他去看婆姨，无奈，我只好骑了自行车，跟着他去看婆姨。临走的时候，母亲一再安顿我去了要把眼眼放活一点，给人家留一个好印象。
上坪的薛家在村里是大户人家，离村不远的大（dai）王山上有一座大王庙，供奉着唐朝薛氏的三名将军，但与薛仁贵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三个人是兄妹，起先在这里当土匪，后来薛仁贵征伐时收了这三兄妹，便随薛仁贵姓了薛，在这里镇守，薛仁贵回去后向朝廷汇报了，给三人讨了个将军的身份。据说，上坪的薛家便是这三人的后代。
薛家的女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长得好看、漂亮，性情活泼大方，上有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另立门户过日子了。虽然我黑瘦黑瘦的，留一头就象刘欢一样的长头发，但我的满腹经伦、能说会道还是吸引了她，征服了她，就连她走南闯北、在方达周围说大事了小事的爷爷也被我的说道征服了。
晚上吃的是长面条荷包蛋，她在给我盛饭的时候有意在我碗里放了两个荷包蛋，我便明白她看上了我。但是，我的心里却不愿意，我想着等母亲平反回城里，找一个城里的女子。
吃完晚饭，她叫我出去，让我跟她一起在外面走一走，她爷爷、父亲、母亲便露出了笑容。我起身从炕上下来，跟着他从院子里走出去，在村子的土路上慢慢地溜达，说了一些我也不知道、记不清楚的话。
她悄悄地拉住了我的手，身子向我靠了过来。我停下了前行的脚步，将她的肩膀搂住，她将脑袋靠在我的胸前，说：“你看下我不”？我笑了一下，“傻瓜”！他便仰头搂了我的脖子。
晚上，巫神说让我住他家里，女子不让，说她家里能住下，巫神就开玩笑说：“噢，咋就在你丈母娘家里盛着，明早上我来叫你，吃早上饭”！
她母亲赶忙说：“他叔叔，明天早上我打发娃娃叫你吃饭，快不敢说到你家里吃饭，人家笑话呀”！
晚上，我被安排在她的床上睡觉，她和她父母住在了一起。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回村，走的时候我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给你们回话”。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退路。
回到家里后母亲便问我看婆姨看的咋样，我说人家看不上我。
母亲便忧愁了脸色，说：“不晓得你的婆姨老天爷放到哪里了”，之后，便去忙她的生活去了。
母亲爱干净，常常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母亲做饭做的好，把粗茶淡饭做成了美味佳肴，在方达周围是出了名的。乡上下来的干部、领导一到村里就给村里的干部说在我家吃饭，吃完饭后放点粮票和钱。那时候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干部下乡吃饭要自己掏钱，回去以后再到财务上领下乡补助。
哥哥结婚后，我在哥哥窑洞的旁边又打了一孔土窑洞，请木匠做了门窗，做了一个中衣柜、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弄了一个简易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我就住在这孔窑洞里，弟弟和母亲住在一起。
后来来了一个驻村干部，经常住在村里，不像现在的驻村干部，三年六辈子也不来村里一回。
这个干部叫任宏亮，也是农家子弟，考上了中专、延安的农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庄坪乡工作，派到若寺湾驻村。这是一个才子，材料写的好，字写的好，就是个子有点低，身体很消瘦。他一直吃在我家里，晩上就和我住在一起，谝一些文学的事情，常常夸我写的好。
任宏亮比我大一点，当时也没有对象，后来跟乡政府的一个干部的侄女好上了，一次我在乡政府他的办公室里看见这个女女吃了瓜子把瓜子皮皮唾向他，我就说：“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
这个女女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他听懂了，就说下午请我吃饭。下午在马路边上唯一的一家饭馆里弄了一个猪头肉、一个炒洋芋丝，还弄了一个什么汤，吃了白面馍馍。他不喝酒，给我拿了一瓶蔡山大曲，我喝了七八两，剩下的让他拿到办公室里，留着我再来了喝，然后，我骑上自行车回若寺湾了。
后来，上面给我们学校派来了一个女老师，还没有对象，学的也不怎么样，但这个女老师是管教育的领导的亲戚，让我带一段时间，等能行了，就往川道里的学校安排。
不久，这个女老师喜欢上了我，天天中午拉着我在他住的窑里吃饭，下午放学后跟我一起上山干活，天黑了就跟着我到我家里吃饭。有的时候让我送她回去，有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和我母亲睡一盘炕，我弟弟就来和我一起住。
丁进华与妻子高清照
母亲把她当成了儿媳妇，她把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慢慢的，传出了风声，她管教育的亲戚领导不高兴了，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让我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要弄出个事来。我就说，你把她调走吧，这个当校我一个人能教了、能教好。这个领导很生气，说他迟早会收拾我。我说，我等着你，大不了我不当老师了。
回到村里以后，我把她亲戚的意思给她说了，她不信。那天晚上，她硬留我在她窑里住了一夜。没过多久，她被调走了，和乡政府的会计的娃娃订了婚。
母亲的笑容又少了，又天天给人安顿让给我说婆姨。
八九年秋季，我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辞去了老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
十
辞去老师的工作后，母亲消沉了许多，走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回到家里的话也少了很多，不像原来那样爱说爱笑了，只有在逗孙女或者外孙女玩的时候才显得开心。
我知道，在农村当一个民办老师虽然挣得钱不多，但相对社会地位却高一些，是人面子上的人，有人抬举。现在，我不当了，没有人抬举了，让他没有了面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但我知道，我的家很快就会抬起头来，因为母亲平反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只是我知道，母亲不知道而已。
我成了真正的农民，弟弟说什么也不念书了，我便带着十几岁的弟弟在山里受苦，母亲在家里做饭、操持家务、看孙女。
母亲原以为我不当老师了，乡上的驻村干部就不在我家吃、不在我家住了，没有想到的是任宏亮下乡到村里来仍然吃在我家里、住在我家里。倒是学校里的学生娃娃们一下子适应不了新派来的老师的教课方法，天天晚上往我家跑，让我再回学校给他们教书，我说不行，现在你们有老师，我不能去教你们。
看着天天晩上来的学生娃娃，母亲常常流泪，便拿出家里从果园里拾回来的落果（自己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给娃娃们吃，或者拿出红枣给娃娃们吃一点。
任宏亮来了仍然吃在我家里、住在我的窑里，和我睡一盘炕，说一些文学的事情。
锄完二遍地的时候，农民有一个多月的空闲时间，别的人在一起谝闲传，一些人便去城里逛几天。我带着弟弟在山里刨药材卖，比如甘草秧、羊秃梢（学名叫五加皮）、黄柏刺根、火柴根（学名叫柴胡），刨回去分类整理好，捆好，弟弟便用自行车驮着到城里二道街的药材公司去卖了，在街上吃一碗面，赶黑赶回家里。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弟弟刨药材卖了七百多块钱，比当民办老师一年的工资都要多。
我坐在炕上跟母亲说，当老师没出息，咱们家的日子过不好，你看我这几十天就挣了这么多钱，比当老师强，咱们的日子肯定能过好。
母亲说，只要你心里畅快就能行，赶明年你给自己找上个婆姨，生上个一男半女，我好给你引娃娃。我说，没问题，明年我肯定给你引回来一个儿媳妇。母亲坐在炕上笑了。
八九年的收成不是太好，家里打了十二石粮，刨了七麻袋洋芋、十三担红薯，我便和弟弟一起到城里卖了一些洋芋、红薯，村里来了收黄豆的，一斤五毛钱，卖了两千斤黄豆。
往年的冬天我要去山里砍许多柴，攒够第二年一年烧的，这一个冬天我和弟弟上山砍了五天柴，我就让停下来了。母亲问几时再砍呀，我说不砍了，够烧了，砍的多了就长下了。
哥哥问我咋回事，我说够烧出正月就行了。哥哥也就没有再去上山砍柴。
腊月初的时候，任书记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说送信的（乡村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他看可厚了，怕弄丢了耽误事，就赶紧送来了。我接过信看了一下寄信的单位，就让母亲去炒几个菜，和任书记喝酒。
母亲疑惑地看了我两眼就去炒菜了，任书记坐在炕上问是什么信，咋就喝酒了？
我说我妈的冤案平反了，我们过完年就回城里呀。
母亲愣了半天，问：“真的”？我说真的。
我把信封拆开，从里面拽出几张纸，是母亲平反的通知和迁移户口的通知，我一字一句的念给母亲和任书记、还有站在地上的哥哥听。
母亲听完，忽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我用一双胳膊抱住母亲，扶着母亲起来，扶着让她坐在炕槛上，说：“妈，这下好了，你熬到头了”！母亲仍号啕大哭，止不住。
任书记说：“这下好了，回城里了，平反了，再也不用受这号罪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我亲自上手炒了几个菜端上炕桌，拿出两瓶子蔡山老窖和任书记、母亲、哥哥开始喝酒。
母亲也喝了两小杯，喝过酒后，已经皱巴巴的脸庞上泛出了少有的红晕。
第二天吃过早上饭，我打发弟弟去城里把父亲叫了回来，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商量好过完年出了正月，全家回城。
安安稳稳地过了年，正月十六，父亲带着弟弟进了城，公司的领导照顾父亲，让弟弟到公司里当了通讯员，打扫卫生、侍候领导，往建委、行署送文件，往回取文件。
二月初三，刚刚过了二月二龙抬头，叫了村里的两辆拖拉机，村里的十几个后生帮我们把东西装上拖拉机，母亲坐在拖拉机上，我骑着自行车离开了我们生活了十八年的若寺湾，村口，二百多口子人站在路上为我们送行。
离开了我曾经受过苦、受过委屈、也曾收获过的若寺湾，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我不知道回了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前路渺茫。
坐在拖拉机中的母亲流着泪、挥着手与送行的人告别，与这些同甘共苦的人们告别。
几日后，哥哥、妹妹也搬回了城里，哥哥在白坪山上租了一孔窑洞住了下来，妹妹只带了一些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生活用品、带了女儿，就住在我的家里。
这张全家福里己没了母亲的影子
我的家就是父亲原来的宿舍，支了一张很大的床，从农村搬回来的东西把房子摆的满满的。弟弟住在公司专门给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住进了父亲的一个好朋友的宿舍里。这位朋友经常不在，家里放不下的东西便放在了我住的宿舍里。
安顿好家里，母亲便三天两头的往商业局跑，商量按照政策的补助、子女安置等问题。但商业局一次次给她说，让她回家等消息。
一大家子回到了城里，没有工作只能坐吃山空，父亲每天下班后都去打麻将，一个月下来工资花的一分不剩。
我跑到公司找了总经理，恳求给我们安排工作，得到的回答是，只要你能要来招工指标，公司接收你们。
我去了管招工指标的劳动局，正好碰见了在这里当副局长的赵宏胜，他曾经给我当过音乐老师，还认得我。我把家里的情况给他说了，他说，按政策只能给你一个指标，我现在给你两个，过上一个月，你再过来，我再给你想办法。当即给我办了两个指标。
四月二日，哥哥在第九施工队上了班，学了粉刷工；我在第六施工队上了班，学了瓦工。
一个月后，赵宏胜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招工指标，妹妹被安排在施工队学了钢筋工。
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奶奶在老家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奔丧，我们兄妹因单位请不开假，没有回去。
二十三日，母亲埋完奶奶后回到伯父的家里，坐在炕上吃完饭和亲戚一起说话，忽然头向下一点，便再也没有抬起来。
母亲离开了我们。是年，母亲五十三岁。
写给天堂的母亲
一封寄给母亲的家书
却无法寄出
因为
已经没有了收信的
地址于是
一滴泪
浸透纸背
谨以此，献给天堂的母亲！年7月29日于延安
作者简介丁进华，号山中野翁，文友送绰号：塞上老鬼。年生于陕西省延安市西沟，祖籍宜川县集义镇人。年从事新闻工作，逾百万字新闻稿件刊登于各类报刊。擅长游记、散文、微小说，以评论著称于媒体行业。
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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