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割柴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留存在心中的记忆，却仍然是那样的鲜明。
如今，人们的生活已远离了烧柴做饭，烧炕取暖的年代，但是，旧时，烧柴却是家家户户生活中的大事，“柴米油盐浆醋茶”柴是排在第一位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没柴烧的恓惶。
自古以来，上山打柴本是人类生活中的平常事，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却更加显得特殊和迫切。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农耕民族的烧柴主要是靠庄家收获后秸秆一类的副料，只要庄家收成好，一般都可以满足一年四季的柴草之需。遇到歉收年，烧柴也只需少量补充。但上世纪中期这种基本平衡却被完全被打破了。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年代，人民公社化大生产，一个生产单位，即一个生产队（一般是以一个小自然村为一个小队），男女老少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在一块田地劳动。（俗称吃大锅饭）许多人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久而久之，人哄地，地哄人，田间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一个劳动日值不了一毛钱。造成了人们少吃缺穿，也无柴禾做饭的困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局面。那时候人们公社的大食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大食堂解散后，分散为家家户户自己做饭吃。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面临着无米下锅，无柴烧饭的困难。到山坡上割柴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时间。
图源网络，下同
在我的记忆里，我第一次去山坡上割柴是八九岁左右。父亲看我年龄小，不让我去。但我总以为上山很好玩，非要跟着去。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实行食堂化，还不是农村最困难年代，上山割柴的人也不多。我去的地方叫陡陡坡，是浅山，离我家约七八里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是秋冬交替的时节，山坡上的柴禾很稠密，割的是一种叫黄柏蒹的柴禾，颜色呈淡淡的浅红色，有一米多高，枝干比麦秆稍粗，里面是空心，顶部有稻黍一样的头。那是我第一次上山，主要目的是玩，不会割柴，也没有割多少柴，当然也就没有体会到上山割柴的辛苦。等到年龄稍大一些，不得不上山割柴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割柴的辛苦和不易。
我家乡的人们割柴的山名叫千山，俗称北山，是关中平原东西绵延几百里的山岭。千山山脉是渭北平原和陕甘黄土高原的交界岭，主峰是箭括岭，也称岐山，海拔米左右。北山不比南山，（秦岭山脉）水土流失严重，土质瘠薄，山上植被很差。树木森林很少。故此，解放后国家对山上树木砍伐管理很严，每一个山口都建有木材检查站，上山割柴的人员一根木材棍子都带不出山，所以我们叫割柴，不叫打柴。不像“刘海打柴”一样，下山时肩上担的是树枝细木类硬柴。我们割的柴叫让柴（家乡人对蒿草一类柴禾的俗称）。主要是蒿草一类的植物。每年春夏时节满山坡密密扎扎，郁郁葱葱。秋冬时节，白茫茫的严霜覆盖了这些只有半年六个月多时间生命的植物，它们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了。唐代诗人留有“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类植物。干旱少雨的冬季，山风一阵一阵从它们那已经枯萎的躯体掠过，风干了它们身体中的水分，它们就变成了人们需要的柴禾。这时，人们就用一种专门的铁镰刀把他们从地皮上齐刷刷割下，捆成一捆一捆，用扁担担下山，堆放在家院里，这些蒿草最后的归宿就是为人们烧火做饭而“焚身碎骨”。
上山割柴很辛苦，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我的家离山坡很近，只有三四里路，被南乡人（离北山较远的人家）戏称为“烟雾畔”，（这是近山坡的一种自然现象，阴天或早晚多岚烟）上山割柴当天去当天返回。但离山更远一些地方的人上北山割柴更辛苦，有时当天无法从山上返回，需要在山坡住一晚，第二天才能返回，所以南乡人烧柴比我们北乡人更节省，更细致。
秋后冬初，开始割柴一般都在近山坡，单程路程十多里。很快，近山坡的柴就被割完了，得翻山越岭到深山中去割。来回路程五六十里。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苦，人们也习惯吃苦。上山割柴凌晨两三点钟就起来吃饭。然后带上割柴工具，一个小布袋子带上一点馍，就向山坡出发。北方，冬季的夜寒冷而漫长，路途之上静悄悄，四周很少看到灯火，只有夜空中的星星在空旷的天际中忽闪忽闪的眨着眼睛。我和伙伴们挈着扁担，在寒风中急急地赶路。为了提神壮胆，有时候还要吆喝几声悲壮激昂的秦腔。我们一般天明就赶到山坡，选择好割柴地方，就开始割。割柴前必须藏好带的馍，山上的乌鸦雀鸟眼睛可尖了，如果不注意，带的食粮叫乌鸦它们吃了，那你今天就喝西北风吧。那时的人惯于吃苦，上山没有装水的器皿，也没有带水的习惯。有时候割柴的山坡有积雪，口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很多时候，从凌晨吃饭时在家里喝点水，一直到傍晚从山上回到家中，中间长达十六七小时是无处喝水的。当然，如碰到附近有山泉的地方，能喝一口清凉的泉水，那就很幸运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如今看到孙辈们到公园去玩，一两个小时，总要给带上水，我们就感到孙辈们被娇惯的太娇气了。
在很长时间中，柴禾都是靠人们用扁担担挑。割柴虽然是苦力活，但它也是技术活。既要会割，又要会捆，也要会扎担子。捆柴必须先在山坡找捆柴禾的藤条，而葛条是捆柴禾最好的材料，如找不到葛条，就要想其他办法。
捆柴时，柴禾要一沓一沓很紧凑的参差排放，捆时要用力。捆出的柴捆要有样子，柴禾捆站立起来，要像姑娘的身体一样细细的腰，均匀而修长的身段。一担柴一般是四捆柴，一头两捆。两捆柴禾再用担绳（一般是牛皮做的绳子，结实耐用）捆在一起。扎担子时要找两节半米长，3公分粗细的木棍，把木棍和捆柴的牛皮绳放在一条线上，然后用扁担的撬杠作用扎入柴捆，再用力把柴禾举向空中，用同样方法把扁担的另一端扎人又一捆柴禾，柴担子就扎好了。一个成年人的柴担少则八九十斤，多则一百二三十斤。有经验的割柴人，收拾好的柴担，担起来平平稳稳，走起来忽闪忽闪，还挺威风的。上山割柴，工具也很讲究。扁担是点头的，最好是桑木的，既有韧性又有弹性，担起来轻省。镰刀钢口要好，要锋利。
深冬时节，到远山去割柴。一天时间是很紧张的。一般柴担子扎好向回返，大都是下午两三点钟。百巴斤重的一担柴担在肩上，开始还不觉得重，就像人们常说的俗语,灶火门上掂担子”。但是，担在肩上的柴担会越走越重。山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有些地方是羊场小道，有些山坡根本就没有路。担上重担走在这样的路上，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沟边陡坡，每一脚都得踩稳，不然，就会出危险，摔伤。担着一担柴由山坡向家里走，几十里路，随着精力的消耗，大冬天常浑身冒汗，一路走走停停。当走出山外，离家只有二三里路的时候，人已精疲力尽，只有担着柴担“挪脚脚”。（家乡特定语言，指走几步就要歇脚）这时候家里有人的也会跑来接担子，换下从山上下来的人。
七十年代以前割柴，基本都是人用扁担担柴，效率低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山区道路的改变，以后农村有了架子车，大多时间就用架子车拉柴。但是并不是所有山坡架子车都能到跟前去。有时候架子车放在公路旁，人们就把割的柴禾一捆一捆背下来，再装上架子车，然后拉下山。有了架子车后，割柴的效率是提高了，但劳动的强度却更大了。
那时家乡人拉架子车上山割柴，开始时只有箭括岭古道可走。箭括岭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古道，据说最早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隋唐皇帝为了去九成宫山庄避暑，又多次重新开拓。箭括岭古道的路面全部是连山石，由于坡度陡急，路面铺垫的土层下一场雨就会全部冲走。裸露出的就是被千百年来的行人踩踏的光光滑滑的青石路面，这些青石路面虽古意盎然，但却一台一台，坑坑洼洼，十分难行。返回时装满一车柴禾，从岭后陡峭的路上拉上来十分艰难。前面驾辕者用力拉，后面人用肩膀在车后使劲顶。这样陡峭的路，车子如果倒退下去，就有可能车毁人亡。每个人都心里明白：能叫挣死牛，也不叫打住车。上了岭，又是陡峭的急下坡，要车辕仰高，车尾拖地，人在车前用肩膀和后背抗着慢慢下滑。等下得山来，浑身衣服早就被汗水浸透。
80年代，眉麟公路修通，这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上山割柴的频率已大大减少。如再去上山割柴，就走眉麟公路。虽然仍然辛苦，但比过去经常翻越箭括岭就好多了。
割柴的往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上学期间，每当夏季放暑假，我们小伙伴们就到沟边，塄边去割青蒿和枣子，用大背篼背回家，在家中的前院后院晒青柴。枣子浑身长刺，割枣子要用特制工具，半米多长的木叉叉。烧锅时也要用木叉叉把晒干的枣子向锅底下通。晒的青柴烧起来烟特别大，整个厨房浓烟滚滚，有时连人都看不清。这就是当时的生活条件，人们也习以为常。
我十五岁那年的腊八节，天气阴沉沉的，清早，天空还纷纷扬扬的飘着干雪花。当时，父亲却叫我和我哥去山上割柴。临近过年，人们割了一个大冬天的柴，稍近一点的山坡柴都割完了，要割柴就要走得很远很远，加之那天天气也不好，我就不愿意去，和父亲顶了几句嘴，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那天他脾气大发，用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桃木鞭杆狠狠的抽打了我一顿。无奈，我只有和我哥挈着扁担上山。后来雪也停了，到了山坡上，我脱了棉裤看身上的伤，屁股上青一道，红一道。我在山坡上伤心地哭了。
夏季山坡返青，无柴可割。一个冬季，要把来年大半年烧的柴禾割下。冬天，每家每户的后院中，都有一个山柴摞子，农家人过日子，总是要精打细算，百日打柴不能一日烧。
年9月份，我从西藏部队回家休探亲假，毛主席逝世的那几天，我还在山坡割晒青柴。（就是把还没有风干的柴草割到，在山坡晾晒，等晒干后再到山坡上收捆起来，拉回家）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是一个小军官了。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小时候第一次上山割柴，到最后一次去山上割柴，上山割柴的时间，在我的生命中断断续续存在了20多年时光。
那时上山割柴，辛苦不要紧，最使人发愁的是缺衣少穿。山坡上荆棘丛生，很费鞋衣。那时棉布极度缺乏，况且，衣服鞋子都是手工制作，做一双鞋非常不容易。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一直是奶奶经管我们，我十二三时，奶奶得了痛风病，晚上胳臂痛的难以入睡，从此就没有办法再给我们拉鞋底了，无耐我和我哥学会了钉鞋底。那时我们都是半茬男孩子，生活所逼，不得不为。
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情况还非常困难。我岳父家孩子多，那时经常没吃的没烧的。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月，我岳父都要去乾县临平量玉麦。有一次弄到了粮，却没有柴禾烧火做饭，全家人饿着肚子等岳父到山上柴割下来烧锅做饭吃……
在农村，自古以来，这类又累又苦又脏又危险活都是男人干的活，一般不叫妇女干，更不会叫姑娘女孩儿干这些活。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的夫妻共同上山割柴，有的父亲引着十四五岁的姑娘到山坡割柴。为了生活，也顾不了那么多讲究，也不怕人笑话了。人的一生，贫穷困苦的岁月犹如一把割肉的刀啊！
岁月悠悠似流水，往事历历在眼前。人老了，却总是非常怀念旧时的人物。过去割柴时经常跑的山坡，走的路，已经像分别多年的朋友一样，多少年再也见不到面了。近些年我曾几次邀约当年一块儿割柴的伙伴再去看看那些地方，但一直无法成行。其中最想去看的地方叫“枣阿沟梁”。那时我们队在箭括岭西山下有一处山庄，“桃沟山庄”，山庄一年四季有人常驻。我们经常从山庄向家中担柴禾，路上要翻越一座小山。路途有一段陡坡人称“好汉坡”，那座小山的山梁就叫“枣阿沟梁”。那是当年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山梁的小路旁有不大不小的几块石头，是行人经常落座的地方。从桃沟山庄担着柴担向山下走，每每爬上“好汉坡”，到了山顶，都要在“枣阿沟梁”喘口气，歇一歇。劳累后的暂短休息，是那样的美妙无穷。远山近景，白云缥缈，清风拂面，人浑身舒坦，精神倍增。当年，那暂短的惬意，至今仍留在心间！
去年秋天，我回到老家，和我那个常年在家的侄儿一起去山上，准备到当年我熟悉的那些地方再走走。再看看那里的风景，再能沐浴一次“枣阿沟梁”的清风。谁知刚走到山坡下就没有路了，这些年再没有人上山割柴，也就再没人走那些路了。当年窄窄的小路，早已被荆棘蒿草覆盖得严严实实，已没有小路的影子。转眼间，人已迟暮，看来这一生想再去看看那熟悉的地方，那熟稔的风光已是不可能了，留在心中的只剩下对岁月深深的眷念与感叹……
作者简介
于同兴，笔名，于辉，箭括岭山民，男，生于年，陕西岐山县京当镇杜宫村人，退休公务员，爱好文学，近年曾在有关报刊，平台发表纪实散文40多万字，著有纪实散文集《流淌的岁月》，宝鸡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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