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毒药一开始是作为治疗疾病的药物出现的，是药物的总称。许慎《说文解字》中“毒，害人之草”的解释对后世影响极大，如《诸病源候论》:“凡药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毒”是药的一种偏性，有其特殊性。后世乃至近现代，“毒药”在广义和狭义上的概念有所不同，既指所有能够疗病攻邪的药物，也指药性峻猛或使用不当会产生毒副反应甚至致人死命的药物，但具体到实际语境，还应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定义。下文所探讨的毒药是指对生命造成危害的含有毒性的药物，对其的界定以宋官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记载为依据，避免因古今认识不同而引起分歧。学术界对古代毒药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主要集中在中医学和历史学方面，但对宋代毒药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笔者欲结合古籍文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宋代毒药问题进行研究”。
一、毒药的分类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宋代制造毒药的原料大概有3种，即有毒植物、有毒动物和有毒矿物。常见的有毒植物有乌头、钩吻和莽草，有毒动物以鸩毒和蛇毒为主，有毒矿物则包括雄黄、硫磺和水银等。
（一）植物性毒药
乌头多生长于四川地区，其中含有乌头碱成分，常用来做箭毒，其加工方法是“捣笮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人将乌头捣烂成汁，煎成膏，名叫射罔，涂在箭头上制成毒箭，射杀飞禽走兽来满足生存需求。钩吻又名野葛，“人食其叶，饮冷水即死。冷水发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饲人，勿与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饮之，至死悬尸于树，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药，烈于野葛”，可见人误服钩吻后极易引起死亡，将死者尸体吊挂在树枝上，血液滴在土中后生长出菌子名叫菌药，毒性烈于野葛，可以用于害人。莽草，古人常用于毒杀虫鱼，陶隐居云“人用捣以和米，纳水中，鱼吞即死浮出”其加工方式是将莽草和米一起捣烂，投入水中，鱼吞食之后就会死亡。
（二）动物性毒药
鸩毒源自鸩鸟。鸩鸟以毒蛇为食，“凡山有鸩，草木悉枯，鸩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鸩秋冬脱羽，人以银作爪勾取，致之银瓶，否则手烂。欲加鸩于人，以一羽致酒即死”，鸩鸟羽毛入酒即可致人死亡，可见鸩毒剧毒之名绝非空穴来风。毒蛇种类颇多，而以蝮蛇为首。蝮蛇，黄黑色，“着足断足，着手断手，不尔称身糜溃。其蝮蛇七、八月毒盛时，啮树以泄其气，树便死，又吐口中涎沫于草木上，着人身肿成疮，卒难主疗，名曰蛇漠疮”，蝮蛇在秋季时毒性最为剧烈，人被咬后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危及生命。还有一种蛇毒极具特殊性，“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以蓝蛇蛇头为原料制成的蓝药能够用于杀人，其解毒之法是“以尾作脯，与食之即愈”，即食蛇尾肉可以解蛇头毒，这是物类相感和相生相克的一例明证。
（三）矿物性毒药
礐石分布在今湖南省多山一带，其加工方式是“以黄土泥包，炭火烧之，一日一夕，则解碎可用”，将采集来的?石用黄泥包裹好，用炭火烧一天一夜，研磨成末便可使用。砒霜是砒黄经烧炼升华而得的精制品，“初取飞烧霜时，人在上风十余丈外立，下风所近草木皆死。又多见以和饭毒鼠，若猫、犬食死鼠者亦死，其毒过于射罔远矣”，炮制砒霜时所产生的粉末可以毒死下风口的植物，将砒霜和进饭里能够用来毒杀老鼠，其毒性比以乌头为原料制成的射罔更强。水银，味辛，性寒，有毒。宋代孔平仲记载，“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薰，头手俱颤”，这就是典型的慢性汞中毒症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毒药物，限于篇幅，在此便不一一列举。爬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可以发现，大部分有毒药物都生长于四川和岭南等西南地区，这应与南方气候湿润、植被繁盛以及草木种类丰富的天然条件密切相关。
二、毒药的使用
毒药的研制和开发在两宋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且用途相当广泛，对医药发展、日常生活、军事战争以及道家养生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医学药用
在现代语境中，毒与药是截然相反的概念，但以中医学视角来看，毒与药关系相当紧密。“毒”只是“药”的一个偏性，只要适量酌情使用，害人的毒药也可以变成救命的良药。正如孙思邈所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药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有的药都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不存在完完全全的毒药”。
宋官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砒霜“有毒”，但是“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可见砒霜的毒性虽大，但医者常用于催吐；鬼臼“有毒”，却能“杀蛊毒，鬼疰精物，辟恶气不祥，逐邪，解百毒，疗咳嗽喉结，风邪烦惑，失魄妄见”；巴豆“有毒”，但是可以用于“破症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胀，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由此可见，剧毒药物只要按照正确的处方严格限制剂量进行配伍和煎煮，就可以“以毒攻毒”，充分发挥其药用价值。此类药物不可胜数，譬如射干可以治疗咽喉肿痛，及己可治跌打损伤，草乌浸酒可治关节炎，半夏、天南星、舆石和萇菪子等有毒药物也能治疗多种疾病。
（二）社会用途
毒药常用于毒杀人，具体可分为下述情况”因财产纠纷投毒。洪迈记载，信州闻人氏长子邦荣“能立身节用，衣食丰余”，次子邦华“纵游荡费，破坏几尽”。母亲死后，财产争纷使两兄弟反目成仇，邦华“使所善买生砒霜置羹中，赂门卒传与荣，荣接食，下咽即呕吐，遍身肿赤”。3年后，邦荣的儿子廉夫为报杀父之仇，采用同样的方法，把砒霜混入面食中，将邦华毒死。也有人为逃避罪责故意服毒。有种名叫“押不芦”的药物，“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痺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10。用少量押不芦磨酒，可以使人全身麻痹，处于半死状态，日后灌以解药就能够恢复如常，这实际上就是华佗所用的麻沸散。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吏都会服用此药假死，以躲避官司。由于缺乏医学知识，或因无知而误服毒药也会造成中毒。宋人范师厚误食疟丹，“下咽未久，觉噪恶呕吐，旋又下渴……仓忙磨解毒丸，无及矣，迨夜而殂”；吴县丞也是误服了疟丹，“未离座，吐晕欲仆，至夕暴下，诘旦而亡"。洪迈通过记载范师厚和吴县丞因误服疟丹而吐晕暴亡的故事，告诫人们要将有毒药物密封至别处贮藏，防止误服。毒药也常用于毒害动物。婺源有个奸诈的小民以屠牛为业，他有时为了便于宰杀，就用毒药把牛毒死，方法是“慢火焚乌头汁，济以他药，浸铁针，长三寸余，插于牛胁皮中，不经日必死”，这种方法宰的牛肉人吃了也无害，被称为“良杀”，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人们还会用毒药捕捞鱼。莽草"味辛、温、有毒”，多生长于四川、湖北和浙江等地的阴湿沟谷中，“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归，渔民将莽草捣烂打碎，混入鱼食中，鱼吃了之后便会中毒死亡。宋代花农常使用毒药杀虫。
“种花必择善地，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种牡丹时，在土壤中和入白敛末，可以起到杀虫作用，使牡丹生长得更茂盛。又有医花之法，“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由此可知，宋人利用硫磺的毒性来作花卉驱虫的良方。
（三）军事用途
在行军作战中，为了消灭敌人，毒药的使用也是一个重要手段。华岳建议宋宁宗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其中有“毒药将，招善修合药饵者充”，即公开招募擅长制造毒药的人才充当毒药将，可见毒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箭矢用毒。弓箭是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为了加强杀伤力，人们给箭头敷上毒药。
各地制造毒箭的方法不同，“南丹地产毒虫，其种不一，人乃合集酝酿以成药”，南丹州的原始部落把毒虫制成毒药涂在箭头上。“交广夷州用憔铜作箭镞，岭北诸处以蛇毒螫物汁着筒中渍箭镞，此二种才伤皮便洪脓沸烂而死……又一种，用射？以涂箭镞，人中之亦困。”广南地区用憔铜作箭头，岭北地区将箭头放在毒蛇的毒汁中浸泡，被毒箭射破皮肤的人如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必死无疑”还有一种是把乌头捣成汁涂在箭上制成毒箭”火器用毒”在宋代以前，作战多以冷兵器为主，如矛、盾、弓、弩、箭和枪等”时至北宋，火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大规模应用于军事”北宋曾公亮主持编撰的《武经总要》对毒药烟球、火药法和蒺藜火球的组配比率有详细记载”如毒药烟球：“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草乌头五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
在此配方中，硫磺、草乌头、巴豆、狼毒和砒霜都是有毒药物，它们以基本用量数十倍被制成毒烟火球，点燃后用火炮投掷出去，用于抵御敌人的进攻”宋人还在地道、水流以及马蹄上投毒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薪州地方官李诚之在整修薪州兵防时，指挥兵士在“地道所来之处，熏以毒药”，李诚之在地道中投毒守住了州城，抵御了金兵的入侵”在顺昌之役中，刘“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宋军在颍河中投毒，待金兵多数病倒之日突然进攻，大败金军”南宋华岳讲述了用铁蕈和竹贮等器具制服虏骑的方法:“曰铁蕈，曰竹贮而已……是药之以锥，而所中则与药俱中”，铁蕈上锥下平，竹贮一球六锋，用毒药浸泡锥刺，马蹄踩在上面就会中毒，由于马匹左右牵绊，前挨后触，因此一匹马中毒，数匹马都会倒下，这样敌人的骑兵部队便会溃散”。
（四）道家用途
中国古代追求长生与成仙之人众多，秦始皇曾几度寻求仙药追求永生，汉武帝也极力推崇炼丹术，魏晋隋唐时期炼丹术的发展达到顶峰”到了宋代，这一风气依然存在”宋官修方剂著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多种道家丹方，其中，灵宝丹的主要成分包括硫黄、自然铜、雄黄、光明砂、磁石、紫石英、阳气石和长理石，道徒们以天然矿石为原料，在配伍炼制时加入其他饵料，经过炭火长时间的烧炼、升华和冷凝，得到所谓的丹药”然而，现代科学分析表明，炼丹所用原料中大都含有铅、汞和砷等有毒元素，服用后会导致慢性中毒甚至引起死亡，换言之，人工炼制天然矿石得到的就是有毒丹药”宋代不少官僚士大夫热衷于服食丹药，如章惇“益喜丹灶、饵茯苓以却粒，骨气清粹，真神仙中人”，章惇服用丹药后精神气质宛如神仙一般，赢得了苏轼的高度赞赏，“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夏竦每天早晨都要服用钟乳硫黄粥，他“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因夏竦非常怕冷，钟乳和硫磺性温，可以起到暖身效果，夏竦的仆从因不了解硫磺的药性，偷吃后身上发疽，不得救治”虽然一些人服用丹药后仍然身体健康，但更多人却因服食丹药而中毒身亡”宋真宗朝大臣吴育“体素羸，少时力学，得心疾”后得古方，和丹砂饵之，大醉，一夕而愈”后数发，每发数十日乃已”，吴育因科举压力遂患心疾，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丹药后暂时痊愈，但之后每次心疾发作数十天才会好转，反而加重了病情”又有“吴兴吴景渊刑部服硫黄，人罕有知者”其后二十年，长子橐为华亭市易官，发背而卒，乃知流毒传气尚及其子，可不戒哉”，方勺作为精通医学的文学家，从中医药学的角度指出吴景渊服食丹药不仅伤身殒命，并且祸及后代”。
三、毒药的管理
用毒药害人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秩序，故宋代针对用毒害人的法律规定十分严格，管理手段也比较全面，包括毒药出入管理、制毒售毒管理以及用毒害人管理，实现了对毒药的全方位管制”。
（一）出入管理
限制毒药进入宫城”大观三年（），宋徽宗下诏，“经大制炼砒霜、硫黄、朱砂等药，已令不得入皇城门”即今医药和剂局见修合汤药，如有合使上件药物之类，宜行止绝，庶使疾病服药者免为热药所毒，不致横夭，其利甚大”。砒霜等有毒药物不得进入皇宫，医者也不准使用砒霜合药，防止病人被药物热性所害。另据蔡绦记载，政和年间，宋徽宗在后东苑门附近的角落发现一座废弃已久的毒药库，之后遂下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毋令牛畜犯焉”，地方州县无需再向中央上供毒药，将贮藏的毒药集中焚毁并进行标识，以防止二次伤害动物。禁止军需毒药出境。
在边境地区，出于战事需要，宋廷对制作毒烟火球的有毒矿物原材料一一硫磺进行管制。熙宁九年（），河东路经略司言，“北界人称燕京日阅火炮，令人于南界榷场私买硫黄焰硝，虑缘边禁不密，乞重立告赏格”。因辽朝每日检阅火炮，并在榷场购买硫黄焰硝，河东路经略司担心沿边各郡的禁令不够严密，请求朝廷重新订立赏罚条令。乾道八年（）敕令:“将硫黄、焰硝、海金砂、桐油並不许兴贩过淮博易，及往极边、次边州县。如有违犯，其断罪追赏，并依兴贩军须之物已降指挥施行”，由于对金战事频繁，南宋朝廷再次申明禁止硫磺和焰硝等军需物品的买卖。
（二）制售管理
宋政府认识到毒药管理的关键在制毒管理，天禧四年（），宋真宗诏：“自今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至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决之”，明确指出制造毒药的罪行属十恶不赦之列。同时，官方还利用社会舆论打击制毒行为，乾德二年（），永州报告“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宋太祖“诏本州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将永州家畜蛊县民迁往远恶之地，并且禁止百姓与这些家庭通婚，给造畜蛊毒者营造为人鄙视和排斥的环境”制造毒药为法律所禁止，售卖毒药更为法律所不容。《宋刑统》规定“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即卖买而未用者，流二千里”。对擅卖毒药的处罚有两种情况:买毒且投毒成功的，投毒者和卖毒者一律处以绞刑；买毒而未投毒的，买毒者和卖毒者都判流放两千里。换言之，参与买卖毒药者，即使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三）用毒管理
尽管宋朝政府针对制售毒药问题颁布了严刑峻法，并且规定“以毒药药人者，绞”，但想要杜绝百姓用毒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朝廷鼓励百姓告发违法行为，并给予奖励。庆历六年（），宋仁宗“诏三司、开封府、御史台，凡大辟囚将决，而狱吏敢饮以毒药及诸非理豫致死者，听人告论之，赏钱十万”。据程民生对宋人生活水平的考察，宋代百姓基本收入大概是每天文，政府对揭发行为的赏金有10万文，相当于1个人将近3年的经济收入，由此可见宋代不会因狱囚被判死刑就姑息用毒药毒杀犯人的官吏。政和六年（），入内侍省武翼大夫、淮南路走马承受公事王道报告外路州县许多百姓用砒霜害人，宋徽宗“诏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三百贯”。
宋朝一方面下发诏令对用毒害人的行为进行惩治，另一方面对检举揭发行为给予奖励，按照上述换算方式，当时贯的赏金相当于1个人工作8年多的收入。可见，宋朝是严厉打击民间擅自用毒行为的。总而言之，宋朝对违法制毒、售毒和用毒者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禁止制毒和用毒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定。然而，官方诏令的禁止和社会舆论的打击并不能阻止犯罪的脚步，宋代毒药的使用范围呈日益扩大之势，毒药害人已成为社会公害”尽管宋政府采取种种办法加强对毒药的管理，控制毒药的流通，但囿于历史和社会条件，要禁止一切毒药的制造、售卖和使用难以实现。当今社会，中毒和投毒事件仍有发生。因此，对宋代毒药的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吸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在当今的毒药管理工作中加以借鉴，可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和社会秩序稳定。